孙中山不愿意承认，五色旗对民国不同党派和政府的吸引力，表明了它作为国家象征的弹性。……通过将国民运动的旗帜和歌词上升到国家象征的地位，孙中山表明了自己的忠诚——首先是对他自己，其次是对一种新型的革命政治。

——（美）费约翰《唤醒中国》

民国十三年（1924）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国民党”的全会上，与会的却不止有国民党员，还有一部分跨党加盟合作的CCP。

与俄国人联合，与CCP联手，成为孙中山实现理想的最后途径。他羡慕列宁，试图通过改组，来塑造一个苏联式的“政党”。这样一个政党不仅抱负着未来的以党治国责任，而且首先它承担着当前的以党建国的使命。而这一切若可能实现，则根本上——在孙中山看来——是“高度的组织纪律化”的成效。并且这组织纪律的最终归宿就是他自己，正如中华革命党的誓词所宣“愿意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全国大会顺着孙先生的思路进行着，尽管所谓的党内左派和右派以及加盟与会的CCP人之间明枪暗箭从未间断，但孙中山个人隆盛已极的威望却足以压制住任何出现的意外。并且他的动议往往能够在不需附议的情况下得到一致通过。建党，建军，建国，一系列原本只是他头脑中的构想和对列宁已取得的成功的羡慕，在这一次会议上也被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而他引以为傲且足以传诸后世的“三民主义”，先是在同盟会改组（民元）国民党后，为求与合并诸党融合而被泛化为“五大政纲”；俟中华革命党成立于东洋，方再拾起，至本届会议，乃始注入新源为一“新义”而发挥也。

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

孙中山为大会致开幕词，提出来两个任务：一是改组党，二是建立政府。他的讲话这样说：

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的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今日民国的国基还没有巩固，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功夫，把国家再造一次，然后民国的国基才能巩固。

既然希望“以党建国”，并且“以党治国”，那么就应该建立一个足以取代原来共和政府的“国民政府”，“党将复制政府的组织并监督其各级运作”。

孙中山申明组织“国民政府”之需要甫毕，代表李子荣便起身质问是否应该允许成立这样一个政府：

主张应先以国民政府应否组织为先决条件……盖本问题关系很大。本席意见，如组织政府，应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

廖仲恺却认为，此问题不在大会议程之内，并说政府一定要建，不容讨论，只是要先去宣传民众，“遇有机会，即能实现”。然而持异议的代表似乎不愿意使自己的声音被淹没，尽管他们只是少数，但纷纷建议删去“国民”二字。这时候，作为湖南地方组织代表以及章程审查委员之一的三十九号席位CP党员毛泽东发话了，他提议控制讨论秩序。在他看来，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因此建议将此问题付诸投票。大会主席遂请举手表决，原案通过，“在当天的晚宴上，大多数代表举杯庆贺党和国家的结合”。

之后的几天中，毛泽东一再驳斥制止了“设立研究部”和“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等提案，这些提案直接间接指向的都是CCP。毛之所以能在会后得到孙中山赏识，并名列孙亲拟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其果决的作风、现实的眼际和不按章法随机变通或许就是主要的原因。并且，在第二年，他就成为了掌管党的“喉舌”的国民党宣传部长。

黄季陆

或许是对“国民政府组织之必要”的讨论过程感到压抑，同时也因为感觉到少数派（CCP称之为“右派”）的势力弱小，在大会倒数第二天，一位来自北美的代表提出了一项动议。

这位代表名叫黄季陆，又名学典，四川永宁人。辛亥四川保路运动时，以十二岁之龄组织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并任会长，遂为辛亥四川活动分子之最幼者。民国六年（1917）毕业于复旦公学。嗣后留学日本、美国、加拿大。

黄在会上动议采用比例选举制，以使反对意见有表达的机会：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

比例选举制，即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在选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其议员席位的名额。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黄季陆和孙中山的共同“最终关怀”，那就是党最终将扩大到整个民族的范围，并成为民族国家的等同物，甚至是替代品。留美归来的黄季陆也“视政党为民族国家的预备学堂，相信党所采用的程序将在总体上为国家政策确立一个范例。比例选举制很适合于国民党，因为它很适合于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可以先试用此制，以为训练，以备将来执政时施用通行，普遍于全国。’”或许在他看来，国家必然要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既然党将复制国家的组织，那么党内的少数派的声音就不能不在高层得到表达。

章程审查员之一的戴季陶也意识到了这项提议“非常重大”，遂发言：“本席曾有见本案，不能仓促表决，故主保留作为明年大会时必须提出之议案。”但另一位来自北美的代表刘庐隐表示反对，应该马上决定。

此时，毛泽东又一次插话：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当另一位CP党员宣中华将比例选举制说成是“资产阶级骗人之物”时，黄季陆再次起身申明：比例选举制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欺骗，也没有损害革命，而是保证“全民政治”的一种民主政治程序。

宣中华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借孙中山的言论来指责黄季陆，说国民党“主张‘以党造国’。以党秉政，比例选举制根本与之不合”。毛泽东则意识到了国民党一旦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一党专政国家的巨大意义，因此也不能同意自由主义在党内的存在，“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黄季陆和刘庐隐的力争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该届会议中，代表们通过决议，使本党三民主义歌“将来定为国歌”。当年八月，孙中山下令降下自己辖下华南地区的五色国旗，“升起了鲜艳的红色旗帜以代替民国国旗，前者顶端的内角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主义主题，由蓝天之上的白色太阳组成，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青天白日’。旗帜的改变既不标志政府换届，也不表明国民运动领导层的变化，但它显示了民国历史中的深刻变迁。它预示着自由主义共和国的五色国旗在中国的公众仪式中的消失，以及另外两种全国性旗帜的取而代之，其中每一种都只认同于一个独特的政治党派。”

民国终于向“党国”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回顾近九十年年来的中国，应该承认它一直堕于一个怪圈内。在国民党的一党威权全面消失于大陆之后，人们原本期望能够诞生真正的联合政府。然而当人们意识到历史完全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拐弯时，一个僭主已经悄然成长起来，且再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像赶走国民党的威权一样赶走它。

身处海外之远的国民党已经从“党治”历史怪圈中跳出，重新回归了他们的总理——我们的国父所曾热切追求过的共和宪政中。而大陆的“党治”却迄未停止，自由主义曾长期被排斥，党与国家已经几乎到了合二为一的地步。

我想这是必然的，因为新中国的那位僭主继承自列宁和孙中山的是“党治”的理念，它的巨大意义是在国民党一大时就被他深刻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