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毳毛

• 一

读王夫之《宋论·真宗四》：宋初契丹犯澶渊，真宗本欲迁都金陵（南京）以避兵燹，但寇准力劝真宗御驾亲征，亲幸前线，而他自己则整日与杨大年在军营里吃喝赌博，呼幺喝六。因此王钦若说寇准是破罐子破摔，孤注一掷，而陛下真宗就是那个孤注。

但寇准之所以敢把天子置于前线险境，却还如此“静镇”，并非无因，其实有凭。王夫之总结其因，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契丹每次入侵，总有内应才能得逞，如灭王从珂（就是李从珂），则石敬瑭为内应；灭石重贵，则杜威、赵延寿为内应，“契丹不能无内应而残中国，其来旧矣”。若能保证国无内鬼，或即使有奸宄之徒也莫使之兴风作浪，那么契丹欲据有中原则难矣。

况且今时之辽国已非往日之契丹，自从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之后，辽人渐渐习惯了汉人习俗，意志已经受到锦衣玉食、嬉笑宴游的消磨。而且当时辽国宿将凋零，缺乏善战之人，当西陲李继迁侵犯辽国土时，辽国居然优柔不知应对；即使到李继迁死后，李氏主少国弱（后来的西夏），契丹还是一不能讨伐，二不舍得花钱招安。所以，契丹已不是当年的契丹了。

再从目前情况分析，宋辽兵端一开，辽国议和的使节就来到了宋廷，宋使节曹利用刚回来，而辽国的使节又到了。这哪是求战啊，所以寇准深知契丹此次有心求和，既然对方心理预设是议和，那么跟他讲和就容易了，就算打他也不会太困难。

因此寇准敢于恳请真宗御驾亲临，同时可以鼓舞本国士气，一扫数十年来中原虚弱挨打积累下来的颓废气势。寇准说：“可保百年无事。”岂是说澶渊之盟可以保大宋百年啊，他是看到了契丹不可能再有作为，才这么说的，并且，契丹果真如其所料与宋相安百年之久。

念经曰：宋初契丹寇边，寇准力劝真宗亲临澶州，王钦若等谓准为孤注一掷，实非也。远考历代契丹入寇，皆因内应以得逞，况当时辽国宿将凋零，终不比于前代；且西陲李氏国弱而扰之，契丹犹优柔不能讨也，兹犯澶渊，衅一起而使屡至，寇准料其意必不求战，徒贪货贿而非争宋祚也。（《宋论·真宗四》）

• 二

读《宋论·真宗六》：宋初吏治疏缓，太守官吏喜好饮乐游宴。欧阳修《醉翁亭记》就描写了太守携滁人游宴的场面。王夫之记述说，宋代的官守们出游饮宴，“计其供张尊俎之费，取给于公帑（国库官库）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换句时髦的话说，就是个“三公”问题。

这种贪腐问题，照理说应该会给社会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也会招致老百姓的唾骂的，“然而历五朝、百馀年间，民以恬愉，法以画一，士大夫廉隅（端庄的品质）以修，萑苇草泽无揭竿之起（其实宋初也有如王小波之类的起义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北宋也跟我天朝一样有万能的马克思主义、有红宝书，年年曝“三公”，却年年享太平么？

当然不是，宋人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王夫之在比较了北宋前期与后期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宋初的政通人和，原因在于敬与简。俭而不吝，勤而不烦，是为敬；顺人之情，不伤物性，是为简。

质言之，如果节俭过度就可能变成吝啬，而吝啬则会导致人贪得无厌；如果勤劳过度就可能变成政令频繁，而政令频繁则是暴政之厉阶。做到俭并适时适度，做到勤却不苛刻极端，这就是敬了。

宋不征税么？征，但非横征暴敛，不是把本该用于给养民用的财帛粮食藏在幽暗的仓库里，使之变成无用武之地的废品。太守宴游饮乐，但却与黎民同宴同游，虽然资费皆取之于公帑，老百姓也得分一杯羹，何乐不为？这不正如《诗经》中文王建灵台灵沼的故事一样么？宋不从事公共事业么？从事，但民力吃紧和民力有余时是不一样的，“于其弛，不敢不张以作天下气；于其张，不敢不弛以养天下力”。从事公共事业，可以促进民生国计，但无止境的从事公共事业（例如前代的重徭役），则会使民生衰竭；我自己做不到的，我不强求你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我也不强求你一定能做到，这就是简。

无论王夫之是否美化了宋初政治，但两宋经济繁荣、藏富与民，这是不争的事实，武大郎作为流动的摊贩不也能买得起房、养得起比二奶还水灵的老婆么？不过，王夫之的追忆前代，兴许也就跟前人的追忆三代、我们的追忆民国一样，追的是梦中的理想境界。

念经曰：宋初吏治疏缓，官守好游宴，皆取公帑。但不积巨费于无用之府库，不苛杂捐于可无之繁政，率吏民以从游嬉，灵台灵沼之故事可效而仿也。所以政通人和者，官守不以己之不能为此而督吏民为之，亦不以己之能为此而策吏民强为之也。虽未得先王之法，庶亦有三代之风。（《宋论·真宗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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