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1)
二 07
历史 东晋, 前秦, 淝水之战, 苻坚, 谢安 No Comments
来说一场比历史上的赤壁之战还要戏剧化的战争。
赤壁之战后,已经统一了北方的曹操再无力南顾,诸葛亮三分天下的宏愿得以付诸实现,“分裂”这个词不再只是现在进行时,而更是一种杳无尽期的将来时态。自此,曹操终其一生都没能再看到天下混一的一天。曹操死后,曹丕创立了魏朝,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他逼禅汉帝的故事在四十年后,居然又如出一辙地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
司马炎篡曹魏而建晋朝,平定天下的功绩终于在他这一代人手上完成,本以为可以卒享太平,却不想还不到四十年,这昙花一现的统一和安定就如一江春水东去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晋室播迁,而北方则陷入了五胡诸国的兴废更迭。经历匈奴汉国、后赵石氏、前凉张氏、前燕慕容氏、鲜卑拓跋代国、前秦苻氏(苻音蒲),到公元376年,前秦天王苻坚终于扫平前凉、代国等割据政权,北方底定,整个天下只剩下江淮以南的司马晋室,仍凭借着天险距守半壁。
- 王猛遗言
苻坚的汉人丞相王猛在临死之前曾谆谆告诫:“东晋虽然偏居吴越,却是‘正朔相承’的正统王朝,我死后只希望陛下不要南向伐晋;而鲜卑人和羌人是我们的仇人,如果不除,终为后患!”说完就死了。
这段话在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中亦有记载。当时前秦朝臣如权翼、石越、苻融等皆认为晋不可伐,细考王猛遗言所说,似乎可以找出一些“晋勿伐”的道理来。且不说东晋的谢安、桓冲名重当时,是济世的人才;单看北方诸国混战,兵燹过处,十室九空,神州陆沉,百年邱墟,虽然前秦能够统一北方,但各民族之间互相猜嫌,从心理上是无法统一的。所以王猛认为“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是有先见之明的,前秦王朝最后正是亡于羌人后秦和鲜卑燕国之手。
至于“正朔相承”一句,无疑是正史中常见的套话,多为汉人王朝自证合法的说辞。但王猛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正朔”乃是一种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诸夏有正朔,而诸夷则无,所以诸夏的社会文明度高、国家形态完善,而诸夷反之。或许王猛正是意识到了前秦的国家形态尚未构筑完成,即使伐晋成功,亦难守之,因此才说了“正朔在晋,勿伐之”之类的话。而淝水之战后,前秦国家迅速分裂,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想法。
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王猛虽为氐秦丞相,但毕竟是汉人,所以临终的一番话目的是保全汉人政权,也不是没有道理。
苻坚还是挺听王猛的话的,毕竟自与王猛相识共事以来,他一直都是自己的左肱右股,十年之间使自己的秦国蒸蒸日上,国力渐强,很快就能统一北方了。因此苻坚如王猛所筹划,先收拾了版图一倍于秦国的前燕,以及代国、前凉等周围列国,但他心中所想,仍不止是一统江北这么简单。
像苻坚这样喜欢丰功伟业的人,企图让他“逍遥顺时,以适圣躬”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自小读书接受汉化,登位后又重用汉人,并且每灭一国必行仁义之举,保全其宗祀君臣,但是说到底,他身上还是有一种褪不去的胡人好战性格。车师前部和鄯善国来纳贡称臣,建议苻坚模仿汉朝讨平西域,设立都护府,车师前部愿意做内应向导。阳平公苻融劝说:“得其人又不听指挥,得其地又无法耕作,派兵过去根本就是徒耗国力做无用功啊。”但是苻坚不听,他认为自己可以摧枯拉朽之势踏平西域,然后“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让全天下宾服他的王化,让后代的历史都能赞誉他的功业,这在他看来是最美妙的,也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
所以就可以明白,当苻坚提出“起天下之兵讨定东南”,却受到多数大臣反对的时候,他是如何的郁闷了。史书上说,对于伐晋这件事,“群臣各有异同”,其实肯定是“勿伐”派占多数,而且是大多数,不然苻坚就不会郁闷地退朝,然后又单独留下苻融秘密商议了。苻坚说:“自古天下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这一两人就是自己和苻融。但是苻融却说,对不起,我是支持勿伐晋的。苻坚终于发怒,连你都这样,我还跟谁说去?无论如何,晋我是伐定了,绝不留这个大祸患给我的子孙!
后人找出诸多理由来论证苻坚必败,不免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我认为苻坚伐晋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有王猛遗言在,但当时距离王猛病逝已近八年,八年的时间很多事情都能变得不同。说晋有长江天险,晋无大过,伐无罪之国会令对方抱死一战,但正如苻坚自己辩解的,自古行险逆顺而战胜者多矣,秦皇灭六国,六国也有无罪者。曹操兵发赤壁二十万,号八十万,是孙刘联军五万人的四倍,已经洋洋得意地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了;而苻坚麾下兵员数量与东晋相比,更是十倍有余,以八十七万之众压倒八万人,简直以石击卵,似乎怎么看都是必胜的。
然而战争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石头和鸡蛋是静态的,人却是动态的。尽管在环境条件绝对平等的理想状态下,八十七万人基本上一定能狂虐八万人,但如果认为有这么庞大的部众,就可以直接让人压过去把对方压死,不免有点天真。有一点被苻融说对了:
“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
苻融担心的并不仅仅是伐晋无功而已,他有更深的忧患。自苻坚继位以来,略可算是雄才之主,数年间荡平江北,但是每灭一国,辄保其君臣,厚以爵禄,甚至有委任一方、官居要职者。苻坚麾下这近百万的军队中,就混杂有为数众多的鲜卑、羌、乌桓甚至汉人。苻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些受到苻坚礼遇的异族所记住的不仅仅有君王的仁厚,更有亡国惨痛,如姚苌、慕容垂等皆蠢蠢欲动。前燕降臣、冠军将军慕容垂,虽然史书多载他对苻坚感恩,不愿趁人之危,但其内心深处还是有复国雄心的,因此当群臣反对南征的时候,他站了出来,极力吹捧苻坚伐晋的主张英明。苻坚大悦,说:“与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
这些也正是王猛遗言中所担心的事。
- 王谢
而在南方,东晋朝廷也明显感到了来自北边的压力。
晋王室的根基本在北方,但八王之乱后,北方已成满目邱墟之象,“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八王中最后一王的东海王司马越死后,洛阳朝廷势力被一分为三:一股被羯人石勒所获,诸王臣下悉死;一股裹挟秦王司马邺(晋愍帝)西入长安,这只能是落入胡人包围之中,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只有琅琊王司马睿与军府司马王导,受司马越与王衍之命南渡,在扬州扎下根基。东海王越死后,王衍等人为石勒所杀,东海府内的士族才俊、门阀名士受迫于北虏,只得相继渡江南下,江南王室之长者惟有琅琊王睿,于是北士皆托庇于琅琊府,号“百六掾”。一时之间,关东豪门望族齐聚江左一隅,这些门阀大族,就成为了晋室南渡后,协助司马睿稳固政权的根基力量。
司马睿在建康继位,依仗琅琊王氏之力甚重,作为交换条件,军政大权被分给了王导、王敦兄弟,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而琅琊王氏自王衍开始就已萌生不臣之心,王衍曾令家族中的王澄、王敦分守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为家族和个人的利益,“金兰之密契”是可以抛却不顾的(司马睿本与王氏家族谊同兄弟),王敦在东晋朝中权势日隆之后,便开始数度叛乱,若非天不假年,令之一病不起,江南政权最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东晋自建立之初就多权臣,此良有以也,王族在北方动乱中本就已凋零,又无根基于南方,而北方士族则多才俊之士,南方士族又根深柢固,司马晋室欲保有东南一隅,就不能不与门阀妥协。因此皇权日益损,相权(或者士族权力)日益隆。王敦之后,桓温积军功而成为权臣,他消灭成汉扩展东晋版图,三次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威慑北虏,乃成东晋中枢。桓氏家族的发展,是借着朝中重臣王导、郗鉴、庾亮以及成帝相继死去,士族方镇权力结构重组的动荡时机而起的。与桓氏一样本非望族,但借此时局相机而起的,还有出镇豫州的谢尚谢氏家族。
桓温本与谢氏相宜,谢氏中也有不少人曾居桓温幕下,桓温甚至颇为看重谢尚的堂弟谢安。但谢氏与桓氏齐头并进的发展,逐渐成为桓温的最大阻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谢尚死后,弟谢万继为豫州刺史,与北作战兵败,桓温借机废黜之,并驱逐谢氏出豫州。
谢万被黜之后,谢氏家族在朝中已无一人,面对这样的局面,一直静观局势、相机而动的谢安终于出东山而仕,“时已年四十馀”,桓温召为司马。谢安自小就有“重名”,为时人看重,朝廷屡召之而不愿出山,其实既是一种故作姿态,同时也是为家族增添一分“以儒入玄,不事事功”的色彩,以便被当时喜好玄谈的旧派门阀大族所接受。
虽应辟为桓温司马,但谢安与桓温的根本政治立场却是不同的,这从“遗诏事件”即可看出来。桓温当涂之后,浸有不臣之心,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桓温废立的目的很明显是代晋自立,扶会稽王司马昱(简文帝)登位,其实就如他以前取代范汪、庾希、郗愔一样,只是一盘大棋中的一步罢了。他更换京中戍卫、安插郗超监控简文帝,目的是令简文帝能在死后,遗诏禅位给自己。
然而尽管当时朝中诸臣多是桓温故吏,但如谢安、王坦之、王珣等人皆以家族利益为重,与桓温从根本上是相牴牾的。简文帝病笃,遗诏谓桓温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读后,当面烧掉遗诏,简文帝无奈而悲催地说:“这天下本不是我的,桓温废立,我侥幸得之,你又何必在意我这么做呢?”王坦之说:“这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和元帝(司马睿)留下来的,陛下您怎么能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赠给桓温呢?”于是改诏,内廷外朝王谢大族此时态度坚定,不仅不同意禅位,也不同意令桓温“居摄”做摄政王,最多只能如诸葛亮、王导一样,为人臣之极,过此则不许。
桓温驻军姑孰(今安徽当涂),听到简文帝驾崩,皇子司马昌明(孝武帝)即位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召谢安、王坦之到军中欲诛之,“晋祚存亡,在此一行”(谢安语)。王坦之惧怕难当,汗流浃背,而谢安则举止从容,谈吐应对旷达非常。桓温最终打消了诛王谢的念头。为何不杀王谢,这应当是跟当时的门阀政治有密切关系的,毕竟桓温虽为权臣,但其族氏人丁不旺,更不必说人才了,不像旧派大族琅琊王氏和新兴大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人口繁密,才俊辈出,占据着国家机器的每个关节。在那个时代,门阀是比皇帝更有实权的政治力量,如果得罪王谢两家,则桓氏即使得了政权,亦难长久。谢安到桓温军中时,用河洛音朗诵嵇康的诗句“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或许正有提醒桓氏看清自己所处境地的意思。
桓温终于不得篡晋,没过几个月即病死。谢安保晋室有功,卒成东晋新的政治中枢。谢安经过一番调动,使桓温弟桓冲回到桓氏历久经营的荆州,而长江下游的扬州则由谢安自领。其时前秦苻坚已经统一北方,对东晋来说北患日甚,于是荆州与扬州,桓氏与谢氏也就暂息冲突,互为应援以待强敌。
太元二年,也就是秦统一北方的第二年(秦建元十三年),晋开始重新布置东南西北四大军区(都督各州诸军事),桓谢诸人各镇荆扬等地。孝武帝诏求文武将才以与北方抗衡,并希望谢安出任司徒。谢安当时的官职是尚书仆射(射音夜),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而司徒在晋朝名为八公之一,实际却类似于国务总理、宰相。谢安推辞了,但是他向皇帝举荐了自己的侄儿谢玄。谢玄成了后来淝水之战中的重要人物,他在京口招募旧部宿将、骁勇猛士和南迁流民,组织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就是备受时人称誉的“北府兵”。
如果《世说新语》所载内容不诬,则谢安在太元五年到淝水之战爆发的数年间,曾暗中仔细勘察过寿春等地形势,并作好了“了其(苻坚)此处”的准备(见《世说新语·雅量》)。南北之间的决战尚未爆发,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零星的战役已经打响了。(未完,有空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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