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毳毛

• 围棋赌墅

苻坚的百万精卒中，氐人必然是少数，理由是氐人在十六国诸胡中人数本就少，而晋太元五年（380年）苻坚徙关中氐户十五万散镇四方，正是因为考虑到氐人既少，又偏居关中，四方重镇容易失守。“徙氐关东”政策既成，而淮淝决战随之乃起，因此秦军中必然混编着羌人、鲜卑人、羯人等胡族兵卒，并且应该有大批北方汉人。

依靠这样一支部队发动全面进攻，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久延不下之后其危险性是不堪设想的。因此苻坚的进军速度非常快，当他到达项城（河南项城）的时候，凉州兵力才赶到咸阳，巴蜀、汉中的兵力才开始顺长江而下，幽冀两州（河北）的兵力才抵达彭城。苻坚走得太快了。

东晋的兵力主要分为两支，西线桓冲统制约十万，东线谢安统制约八万，他们也分别是当时整个东晋东西两部的实际统治者。秦阳平公苻融帅兵三十万先至颍口（安徽颍上东南），淮淝事亟，晋以谢安之弟尚书仆射（副总理）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协同辅国将军谢琰（谢安次子）、西中郎将桓伊等帅八万北府兵迎拒秦兵。又使龙骧将军胡彬帅水军五千救援寿阳（安徽寿县）。

时大敌垂至，都下震恐，民心扰攘，揆领百官的谢安却“方游谈不暇”，桓冲深以为虑，念及京师兵力孤弱，东线主持战局者皆为“不经事少年”，遂欲派三千精锐入援。谢安却坚决拒之：“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桓冲不禁对左右感慨曰：“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临此大敌还争门户得失，我们大概都要成为胡人的奴属了。

谢安在淝战期间“游谈”的主要表现是弈棋。史载“围棋赌墅”一事，谢玄等为战局踌躇之时，谢安反倒“夷然无惧色”，轻轻巧巧地说了一句：“已别有旨。”谢玄不敢多言，又让张玄请示。张玄是围棋能手，谢安遂与他来到山间别墅，召集了亲朋，开始与张玄弈棋赌别墅。张玄棋艺素胜谢安，而当时却忧心惧战，渐成平手，又转而败。谢安对外甥羊昙说：“给你赚了套别墅。”后世称其既赌别墅，又赌江山。

谢安所谓“已别有旨”，究竟有何“别旨”，史未明载，只说了八个字——“指授将帅，各当其任”。一般论者以为谢安的“围棋赌墅”，与宋相寇准在澶渊之役时与杨亿“饮博欢呼”一样，乃是为了“安定人心”。如果是，那么谢安想要安定什么人？

所安抚者，似乎可以首先排除西藩桓冲和“不经事少年”如谢玄、谢琰辈，史书未见其受抚之效，桓冲更是对谢安悲观失望。

考查谢安一生举止，颇重士族，调和门阀。案谢安“围棋赌墅”时，史载“亲朋毕集”，这“亲朋”当中当有大批当世名士和大族代表，也就是说，下棋是下给这些门阀看的。东晋政权的支撑力量，几乎完全来自南北大族，如果这批势力阵脚自乱，那江左政权就真的岌岌可危了。谢安召集大族观棋，一者可以镇抚士心，稳住了这些士心就是稳住了该地民心，以及依附于这些大族的大批佃户、流民；二者可以集结士族，将江左门阀的力量昭示给桓冲看，让他在西线安分自处；三者，谢安确如桓冲所言“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能为相但不能为将，因此倒不如放手令子侄驰骋，少加干涉；四者，虽然孝武帝年纪甚轻，但在淝水之战时已经显露出了排挤谢安的意图（这在后面会提到），谢安的游涉恐怕和战后的自放广陵一样，是一种自保避忌的手段；五者，面对如此劲敌，谢安所能尽的人事，恐怕也就只是在游涉之外，“指授将帅，各当其任”了，换句话说就是对诸将做常规安排。

《晋书》又载淮淝大捷后，谢安正好也在下棋，接到胜报后继续神色自若，客人问是什么事，他故作镇静说：“小儿辈遂已破贼矣。”但是跨过门槛时却因为内心的欣喜而折断了屐齿，史论“其矫情镇物如此”。谢安的“矫情镇物”，大概一是因其本性如此，二是因其仍需以肃穆统领诸大族，以构筑稳定的江左政治结构故也。

• 洛涧夺气

冬十月，秦阳平公苻融攻克寿阳，慕容垂又攻下郧城（湖北安陆），赴救寿阳的晋将胡彬只得退保硖石（安徽凤台西南）。苻融一边进攻硖石，一边派卫将军梁成沿洛涧（安徽淮南东）布防，在淮河构筑军事工事以阻遏东晋援军。谢石、谢玄惧怕梁成，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处驻足不前。胡彬眼看粮草已尽，派人潜出包围圈，密报谢石速来救援，不想却被苻融抓获。苻融获悉，派人火速禀报身在项城的苻坚，认为敌军寡弱，粮秣又少，易于对付，不如从速进军一鼓作气消灭之。

苻坚闻报大喜，乃留大军于项城，身帅八千轻骑兵，倍道兼行驰赴寿阳。这一步，成为淮淝战局发生逆转的关键。谢石、谢玄所领北府军八万人，不惟是东晋的东线军事力量，抑且是整个江南军事的精锐和主力，君川一役，秦将彭超即败于谢玄之手。而苻融大军三十万是时正布驻淮河两岸，众寡形势已甚判然，故苻坚之本意，盖欲速决晋军主力于淮水之畔。

苻坚生怕晋军主力逃遁，自己不能一举克之，于是下令任何人不得走漏他已到寿阳的消息，违者拔舌。所以晋军根本不知道敌军最高统帅已近在肘腋。苻坚派度支尚书朱序往说谢石：强弱悬殊，不如早降。朱序原是东晋襄阳守将（前篇已述），苻坚或许认为用晋人游说晋人，效果会好些。但他没料到的是，晋人与晋人也更加同心同德一些，朱序到谢石行辕之后，即私下与谢石通气：“如果等秦军百万之众全部到达，晋军就真难以为敌了！现在诸军集结未成，宜在速战，可先发动攻击，若能败其前锋，就能夺其士气，接下来或有战胜之可能。”

谢石听说苻坚已到寿阳，心下甚惧，不敢为战，本打算用拖延战术等待秦军斗志渐消，在侄子谢琰的劝说下听从了朱序的建议。谢玄遂派麾下北府将、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直趋洛涧。刘牢之在应募北府前一直游战于淮水一带，所领将卒素习于与北敌作战。其时梁成所部五万人已在洛涧两岸筑垒列阵，刘牢之连夜强渡洛涧，袭击梁成营垒，斩成及王咏等十将，收秦军器械辎重；又分兵截断秦军向淮水以北逃亡的归路，秦步骑兵一时崩溃，慌不择路跳入淮水逃奔，最后死者计一万五千人。洛涧一役，晋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前秦三军为之夺气。

• 决战淮淝

东晋水陆各军，乘胜齐进，谢石水军自巢湖入淝水，在淝水南岸受挫于秦将张蚝。谢玄、谢琰勒兵寿阳城外，苻坚与苻融在城头望见晋师部阵严整，又眺望城外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以为都是晋兵，苻坚回头对弟弟苻融说：“这分明是劲敌，怎么能说是寡弱呢！”

张蚝见谢玄部曲严整，乃引兵暂退，在淝水西岸排兵列阵，晋师遂不得渡河。谢玄遣使谓苻融曰：“秦军孤军深入，逼淝水而摆阵，这是要打拉锯战，是不能速战速决的。不如你们稍稍往后退一点，让我们渡水跟秦军一决雌雄，怎么样？”苻坚赴淮只求速战，这一点谢玄应该已从朱序口中得知，而东晋欲在秦国大军集结之前求胜，亦必求诸速战，因此谢玄才以“此乃持久之计，非欲速战者也”为说辞诱秦。苻融与苻坚等商议，诸将皆反对，但苻坚却认为不如将计就计，等晋军半渡之时“覆而取之”，兵法有云：“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苻融亦以为然，于是秦军开始向后撤退。

临阵退兵，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晋文公以“退避三舍”报楚，楚子（楚为子爵）以为得利，可见在临战过程中，退兵对敌我双方之影响利害几何。而苻坚与苻融竟然答应了谢玄的请求！苻坚所谋，在将计就计，但普通秦兵是根本不知道这样的军事战术的。所以一旦开始撤退，士卒心理难免产生败退的感觉，加之洛涧战后士气低靡，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火上浇油制造恐慌，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制造恐慌的人马上出现了，他就是秦度支尚书、原东晋领镇襄阳的梁州刺史、后又密通谢石的降将朱序。他在秦兵开始后退时，在阵后高呼：“秦兵败矣！秦兵败矣！”秦国士兵的心理防线瞬间决堤，前队挤后队，阵脚顿时大乱。谢玄、谢琰、桓伊趁势引兵抢渡淝水，苻融欲稳住阵势，在乱军中驰骋指挥，不意马倒，被追上的晋兵所杀。主帅被戮，秦军随之彻底崩溃，四散而逃。晋师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青冈（安徽凤台西北），史载秦军互相践踏而死的尸体，“蔽野塞川”，苻坚南征前“投鞭断流”的豪言，变作了“投尸断流”。幸存的秦兵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听到风吹鹤鸣的声音，皆以为晋兵追到，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逃奔，专挑荒野小路，风餐露宿，饥寒交加，最后死者约为十分之七、八（柏杨统计约21至24万）。

朱序遂趁乱局重归东晋，同时归晋的，还有张天锡与徐元喜，张天锡本为前凉国主（晋封凉州刺史），降于苻坚，徐元喜本为晋将，在苻融攻寿阳时被俘。苻坚御乘的云母车，以及他的礼服、器械、军资、珍宝、牲口，总共加起来不可胜数，都被晋所获。寿阳城也再一次回到东晋手中，秦淮南太守郭褒被俘虏。

桓冲在上游听到晋军大捷的战报，羞愤交加，病发而死，卒年五十七岁。桓冲之羞惭，盖因战前“吾其左衽”的丧志之言，以及联想到襄阳之役时，自己近在上明却不敢救援襄阳，以致朱序被俘一事，而今朱序与谢玄互为表里，攻破秦军，与自己当年的做法判若天渊，故而“惭耻发病”。

田余庆先生指出，淝水前线崩溃之后，“未闻项城大军有何接应行动，次于道中的前秦军亦不闻有何举措”（《东晋门阀政治》），因而认为前秦军队“不过是一批被驱迫的新发之卒，散处道途，并没有形成战斗能力”（同上），这是有道理的，前秦军队中有一大部分兵源来自所谓“良家子”，正是一些不经事的轻浮少年，这样的部队当然是一支乌合之众。

《通鉴》载苻坚于淝水战败时，“中流矢，单骑走至淮北，饥甚，民有进壶飧、豚髀者，坚食之，赐帛十匹，绵十斤。辞曰：‘陛下厌苦安乐，自取危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安有子饲其父而求报乎？’弗顾而去。坚谓张夫人曰：‘吾今复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然后又谓：“是时，诸军皆溃，惟慕容垂所将三万人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秦王坚收集离散，比至洛阳，众十馀万，百官、仪物，军容粗备。”《晋书》苻坚载记和慕容垂载记所记与此大同，但苻坚与张夫人所说的话多了一句：“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

案此段所记颇可疑，又显混乱。苻坚既“单骑”北走，何以突然又能“顾谓”张夫人，而其后更“以千馀骑”投奔慕容垂？前后牴牾矛盾，使人不明就里。更可疑处，乡民进飧之地在淮水以北，当即汝南附近或者稍北，此地是秦晋交界，南北争夺频仍，朝为秦界，暮为晋土，何以身居此地的乡民会将秦王苻坚比成自己的“君父”？

考诸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别本·前秦录》，载此段史事：

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于淮北，顾谓夫人张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潸然流涕。坚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比至洛阳，百官威仪、军容粗备。

崔鸿是北魏人，去前秦不远，所记无乡民进飧一事，似当从之。我们今天推测当时原委本末，盖苻坚败时，确为单骑北走，张夫人与千馀骑兵应在战前即已滞留淮北（或者就是项城），坚遁过淮，与张夫人等会，此中并无乡民进飧事，然后又帅骑奔赴慕容垂。如此前后事即可说通。

• 龙骧建业

慕容垂所部三万人保存完整，主要是因为淮淝决战时，他正在别击郧城，避开了淝水之败，且慕容垂持军严整，故其军“独全”。慕容垂世子慕容宝劝父因势起事，慕容垂念及苻坚昔年知遇之恩，且对自己信赖有加，不欲做落井下石、背信弃义的小人。他也预见到了苻坚的下场将是众叛亲离的，因此定下了“不若保护其危以报德，徐俟其衅而图之，既不负宿心，且可以义取天下”的两全之策。

秦王苻坚与慕容垂一路收拾离众，召集残兵，退回洛阳，重新集结到十万馀人。慕容垂子慕容农又再劝说父亲不要继续跟随苻坚进入关中，如欲起事，必在关东为上。走至渑池（河南渑池），慕容垂终于向苻坚提出了要求，他说关东北方一带民众听说秦国新败，正自蠢蠢欲动，希望自己能带兵镇抚之，顺便祭拜一下鲜卑慕容的祖宗陵庙。苻坚答应了。

大臣权翼坚决反对，认为秦兵新败，正应当召集名将，固守关中根本之地，慕容垂是当世枭雄，怎么能放他东去呢？苻坚说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啊。权翼说：“陛下重小信而轻社稷，臣见其往而不返，关东之乱，自此始矣。”

不久，秦卫军从事中郎、丁零部落渠帅翟斌反于河南，苻坚遣书慕容垂讨之。苻坚子苻丕以苻飞龙为慕容垂副将，实际目的是暗杀慕容垂，不料事泄，垂遂与丁零部落相结，杀掉苻飞龙，屠戮其部众。慕容垂正式起兵反秦，复燕国号，史称后燕。

太元九年春（384年），慕容垂攻邺，关东六州降。慕容泓闻叔父攻邺，遂进驻华阴，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史称西燕。平阳太守慕容冲亦起于平阳（山西临汾）。于是鲜卑全面叛秦。

秦王苻坚以钜鹿公苻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录尚书事，配兵五万，又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将军羌人姚苌为司马，协同苻叡征讨慕容泓。姚苌建议苻叡鲜卑人一心东归，不如将之驱逐出函谷关，如果穷追猛打，只怕会招致鲜卑人的拼死反抗。苻叡不听，败于华泽（陕西华阴境内），为泓所杀。

姚苌见主帅被杀，只得派龙骧长史（即龙骧将军姚苌的军府秘书）赵都、参军姜协向苻坚谢罪。姚苌本来希望主动谢罪能得到宽恕，不想苻坚大怒之下杀掉了赵姜二人。苻坚一生仁厚，但是一旦其情绪冲动起来，往往会露出暴虐之性，这从一些细节性的事件中也能看出来。杀掉赵姜二人，羌人姚苌害怕了，他马上逃到渭北羌人势力地区，维系前秦政权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因此而瓦解了，天水（甘肃天水）人尹纬、尹详，南安（甘肃陇西东北）人庞演等遂纠集羌族各部，率领部族人口五万馀户投奔姚苌，推举姚苌为盟主。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史称后秦。

淝水战前苻坚的一句“龙骧建业”，居然这么快就一语成谶（事见中篇），苻坚的长安陷入了北有后秦姚苌，东有西燕慕容泓、后燕慕容垂的包围态势。自此北方烟尘又起，四国混战，彼此消长，此不赘述了。太元十年秋八月，已见俘于姚苌的前秦天王苻坚，被姚苌派来的人缢死在新平佛寺（新平在今陕西彬县）。

关于苻坚之败，司马光有一段议论甚有道理，全录于此：

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以为不然。许劭谓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坚治国无失其道，则垂、苌皆秦之能臣也，乌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

• 尾声

太元八年九月，正是前秦阳平公苻融进军淮南的时候，东晋朝廷却做了一项重大人事安排，即以琅琊王司马道子与谢安并录尚书六条事。录尚书六条事就相当于现在的主管国务院各部委事务，司马道子是孝武帝同母胞弟中唯一还活着的，让19岁的司马道子与谢安分权，这其实极具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原本“富于春秋”的孝武帝已经长大了，他要开始揽回自己的皇权了。淝水之战，谢氏家族是保晋祚的最大功臣，但是孝武帝直到谢安死后二月，才开始“论淮淝之功”，这也显示出孝武帝开始有意地削弱陈郡谢氏的权力。

谢安自知功高不赏，也有意地开始采取一些自避的措施，加之谗言四起，主上猜忌，遂请求北伐，出居广陵，未几而卒。谢玄应当也感到了压力，因此虽然北伐收复了大量失地，但是泰山太守张愿反叛后，谢玄即以此为由要求朝廷解除自己的职务。谢玄死后，陈郡谢氏便开始没落。

司马道子当权以来，政治愈见腐败，孝武帝也沉湎酒色。隆安二年（399年），王恭举兵讨王愉及司马尚之；三年，浙东孙恩起事；而后桓玄一度篡晋建楚，被北府将出身的刘裕领兵击破。刘裕成为东晋朝廷新的权臣，也是最后一个。

至刘裕主政之时，门阀政治已甚衰落，东晋一朝屡有权臣怀篡晋的图谋，但总不能得逞，其原因在于门阀士族是当时左右政局的中坚力量。一旦这种力量消失，那么就再也没有力量能够阻碍权臣篡夺晋祚了。孙恩乱后，东晋的门阀政治结构被完全打破，武人出身的刘裕终于做到了王敦、桓温、桓玄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夏六月，宋王刘裕使傅亮劝恭帝禅位于宋，晋祚于是终，自武帝泰始元年（266年）起至此凡一百五十五年。（完）

• 夫人城

谢安当塗掌事后，桓冲迁镇荆州，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一旦交战，这里便是前线。桓冲将军事基地从江陵移到长江以南的上明，以天险长江作为天然防线，只留冠军将军刘波镇守江陵，咨议参军杨亮镇守江夏。这年（太元二年，377年）早些时候，桓冲之兄、同为桓温之弟的桓豁上表推荐朱序为梁州刺史，领镇襄阳。朱序曾受桓温提拔之恩，是桓温旧部，因此桓豁表荐其为襄阳守将，东晋西线几乎皆由桓氏党羽驻守。

襄阳是秦晋交界，直接面临着秦兵的威胁。太元三年（378年），平定了北方的前秦天王苻坚开始派遣大军逼近东晋，试探性地打了两场战役，此即襄阳之役与彭城之役。

襄阳之役，先头部队是苻坚庶长子征南大将军长乐公苻丕、武卫将军苟苌，以及尚书慕容暐所率的步骑七万；他们等待征虏将军石越、京兆尹（首都市长）慕容垂、领军将军苟池等诸路大军会合后，准备齐攻襄阳。

襄阳守将朱序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在秦兵推进到城外沔水北岸的时候，他竟然大意地认为秦军没有船舰又不习水战，所以根本不必担忧。哪知石越连夜率五千骑兵，靠着马匹的浮力（一说搭浮桥）强渡沔水，出其不意攻取了襄阳外城，拿下百馀艘船舰开回北岸，运送大部队渡江。朱序大为震惊，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乃转入中城固守。

秦兵来势过猛，桓冲在上明，不敢过江救援。长乐公苻丕本打算速战速决，一举拿下襄阳城，但听从苟苌的建议后，决定围而不攻，只切断晋军粮草和援军，将襄阳城变作瓮中之鳖。

历来孤城被围，总要全民皆兵，这时候战争就不能只靠男人了。朱序之母韩氏知道兵祸迫在眉睫，也参与到襄阳中城的巡防工作中。她的丈夫、朱序的父亲朱焘曾是平乱之将，韩夫人追随丈夫多年，对军事自然也不会太陌生。她发现中城的西北角城墙似乎不够坚固，遂亲自率领婢女百馀人在西北角修筑了一道邪城，就是斜向的城墙。在后来的襄阳攻城战中，西北城墙果然崩塌，晋军民转移到邪城内继续固守，人们称之为“夫人城”。

前秦内部对南取襄阳一事本就意见分歧，苻丕开始围而不攻后，御史中丞李柔上奏弹劾苻丕等拥众十万，攻围小城，日费万金，却久而无效，应该召回国中，交给廷尉治罪。苻坚当然不愿意撤军，但是也不认可苻丕的“日费万金，久而无效”，于是派人赐剑给自己的儿子苻丕说：“来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复持面见吾也！”明年春天不能拿下襄阳，你就不必活着来见我了。苻丕只好猛攻襄阳。

晋援军不到，朱序只能依靠自己的兵力支撑，但他的部队战斗力不弱，屡次出战总能击破秦军，秦军只能撤向远处。秦军一走远，朱序又犯了老毛病，守备开始疏忽。当时襄阳的督护（类似于指挥官的职务）李伯护就趁此时机密遣其子到秦营暗通款曲，约为内应。

苻丕得此机会，下令诸军齐攻，襄阳城在内外交攻之下终于被攻破，守将朱序被解送到长安。苻坚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深仁厚泽，他没有处决朱序，甚至没有让他下狱，他觉得朱序忠贞守节，于是让他做了度支尚书，也就是财政部长。而襄阳督护李伯护，则被苻坚视作奸邪不忠，被斩了首。

苻坚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一生的失败都与自己的仁厚有关。几年前，苻坚曾俘获晋梓潼太守周虓，欲官之，虓坚决不受，痛骂“氐贼”不已。秦臣认为周虓太侮慢君主，要求处决他。苻坚却“待之弥厚”，对他更好了。细究苻坚的心理，似乎他对汉人文化颇为仰慕，从小就自请汉人师傅，即位后又任命汉人丞相。他一生以仁君仁政自诩，优待降臣俘虏，务求有古君子之风；南征晋朝，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使流度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让晋朝君臣回归乡里，继祀祖宗），这是典型的“亡国不灭祀”的《春秋》大义。后来在围战襄阳期间，周虓与桓冲密通书信，将自己知道的秦国机谋如实告之，并企图逃回故国，被秦人抓了回来。淝水之战晋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很大原因就在于获取了重要的秦国情报，但是对泄密的周虓，苻坚却仍不肯杀之。他对周虓和朱序仁厚，最终导致的是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对慕容垂和姚苌仁厚，则更导致了他的国破身亡。世事难料，后人读史于此，不免感慨加之。

• 北府兵

再说另一方面，就在苻丕围困襄阳城的时候，秦又以兖州刺史彭超都督东讨诸军事，指挥步骑兵七万人进攻晋朝东面门户彭城（今徐州），一来可以牵制晋军，与苻丕遥相呼应，二来也可以东西并进，两面开花。

襄阳城破后，谢玄帅万馀北府兵救援彭城。驻守彭城的是沛郡太守戴逯，已被秦军围困将近半年。谢玄到淮阴附近的泗口之后，打算派人先通知戴逯援军已到。部将田泓主动请缨，本来设计由水道潜行到彭城，却在中途被秦军俘获。秦军重金收买，让他到彭城外宣告援军已被击败，以瓦解彭城军心。田泓将计就计，假装答应，到了城外高喊道：“援军已到，我单行来报，被贼人所获，城中诸君，努力努力！”秦人杀之。

谢玄放出消息称，要派遣后军将军何谦采用官渡之战故伎，攻击彭超辎重所在的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彭超无论如何必须回救，不救则谢玄可将计就计，夺取彭超辎重粮草以抽其釜底之薪。他一从彭城撤围，戴逯即率所部随谦奔玄。

谢玄之计本在救援而非夺城，一旦救出即行撤离，彭超遂趁势攻占彭城。之后三个月内秦兵又突进三四百里，连拔淮阴、盱眙，并围困驻守三阿的晋幽州刺史、北府将田洛。东晋的幽州并非河北的幽州，而是侨置在三阿的流亡州府，并置三阿的流亡州府还有侨冀州、侨青州、侨并州等。三阿距离广陵（今扬州）仅剩一百馀里，广陵与建康城隔江相望，朝廷大震，迅速增加京师的防守力量，并派谢安之弟谢石领舟师驻防建康城外长江北支的滁水。

谢玄的北府兵在这时开始发挥作用，他从广陵驱师突进，救援三阿，连挫秦将俱难、彭超，杀邵保，乘胜收复盱眙、淮阴。谢玄率北府将兵与秦兵占于君川（今盱眙县北君山下），秦军几乎全军覆没，俱难、彭超北逃，“仅以身免”。苻坚闻之大怒，收监彭超，超自杀，俱难贬为庶民。

“北府兵”的名声，就是从这场战役中开始传开的。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推论谢玄之募北府者，主要是招募江淮间散处的独立军事势力，“北府兵各支既无特别训练，又无严密组织，但官长、士卒都有与北敌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纳入同一系统，有恰当的指挥，就成为拱卫建康、抵御北敌的重要武装，不但直接决定淮淝战争胜负，而且决定尔后东晋朝廷的政局。”保晋祚于淝水者，北府将也；最后取晋自代者，亦北府将也（刘裕）。

谢玄在君山之战后被御赐为冠军将军，在兖州刺史职外，又加领徐州刺史。而苻坚也并不为君山战败而生退缩之意，他南征的志向只能因淮南顿挫而更加坚定，真正的大战已经开始发酵了。

• 精卒百万

秦建元十六年（380年），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叛乱。尽管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叛乱事件或许给了苻坚当头一棒，令他开始关注四方要冲的镇守，并迅速做出了一个应对措施——即分徙关中氐人到关东，下令三原（今陕西三原）、九嵕（今陕西礼泉东北，嵕音宗）、武都（今甘肃成县）、汧（今陕西陇县南，汧音牵）、雍（今陕西凤翔）的十五万户氐人，“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这一政策也是令秦国在淝水战败后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关键的错误在于两点，第一是只派驻氐人于四方重镇，却未对关中地区的鲜卑、羌人做必要防范；第二是未顾及即将爆发的东南战局对本国局势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氐人已经意识到其危险性了，如苻坚在灞上为诸氐送别时，氐族诗人赵整就抚琴而歌：“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史载苻坚听到后“笑而不纳”，这笑是自信的笑呢，还是苦涩的笑，殊可玩味。

在另一场由东海公苻阳（苻坚侄）、员外散骑侍郎王皮（王猛子）和晋俘臣周虓联合发动的反叛被镇压下去后，苻坚终于等到了他自认为可以大展手脚的时机。他加封弟弟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开始明白地表达自己想要南征的意图。田余庆先生曾论及，苻坚锐意南征的战略，基本是以西晋平吴之战为蓝图的，故其部署准备多效法西晋。当石越、苻融等谏诤不可伐晋时，苻坚更试图以晋灭吴的历史来说服群臣：“仲谋（孙权）泽洽全吴，孙晧因三代之业，龙骧（晋龙骧将军王濬）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久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他一扫江北的功业令其对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有着无与伦比的自信。臣下见战端势在必开，又谏请君王驾幸洛阳，居中督战，苻坚又拒绝，他希望亲自完成这项扫平六合的功业。其他谏诤之事，俱在前篇论及。

太元八年（383年），东晋军队首先发起进攻，桓冲率众十万攻襄阳，分两路进伐汉沔一带及巴蜀一带。苻坚大怒，遣其子钜鹿公苻睿、冠军将军慕容垂、镇军将军毛当等率步兵五万救襄阳。同时前秦开始征丁，平民丁男每十人抽一为兵，良家子（清白人家子弟）年二十以下而有勇材的，皆拜为羽林郎。这些良家子多年轻气盛，不懂得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南征的态度竟也如慕容垂一样极力赞成，不少甚至带着自家马匹到都城报道。苻坚下诏：“其以司马昌明（即晋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战争尚未开打，就已预用晋之君臣为秦之中枢大臣，并先为造筑宅第，苻坚的恢弘吞吐已难被群臣谏阻了。

他还兴致勃勃地授予兖州刺史羌人姚苌“龙骧将军”的称号，“龙骧将军”在前秦只有苻坚与其祖父苻洪用过，左将军窦冲认为这是“不祥之征”。后来“龙骧建业”之语竟真如诅咒一般，成了姚苌建立基业的发端，当然这要在淝水战后再论述了。

是年八月，苻坚遣征南大将军阳平公苻融、骠骑将军张蚝、抚军大将军高阳公苻方、卫军将军梁成、平南将军慕容暐、冠军将军慕容垂等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前秦大军则随后从长安出发，“戎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浩浩荡荡开往南方，准备去完成苻坚“投鞭断流”的宏愿，关乎东晋生死存亡的大战已拉开了序幕。（未完，有时间继续）

来说一场比历史上的赤壁之战还要戏剧化的战争。

赤壁之战后，已经统一了北方的曹操再无力南顾，诸葛亮三分天下的宏愿得以付诸实现，“分裂”这个词不再只是现在进行时，而更是一种杳无尽期的将来时态。自此，曹操终其一生都没能再看到天下混一的一天。曹操死后，曹丕创立了魏朝，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他逼禅汉帝的故事在四十年后，居然又如出一辙地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

司马炎篡魏建晋，南下平吴，略定天下的功绩终于在他这一代人手上完成，本以为可以卒享太平，却不想还不到四十年，这昙花一现的统一和安定就如一江春水东去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晋室播迁，北方则陷入了五胡诸国的兴废更迭。经历匈奴汉国、后赵石氏、前凉张氏、前燕慕容氏、鲜卑拓跋代国、前秦苻氏（苻音蒲），到公元376年，前秦天王苻坚终于扫平前凉、代国等割据政权，北方底定，整个天下只剩下江淮以南的司马晋室，仍凭借着天险距守半壁。

• 王猛遗言

苻坚的汉人丞相王猛在临死之前曾谆谆告诫：“东晋虽然偏居吴越，却是‘正朔相承’的正统王朝，我死后只希望陛下不要南向伐晋；而鲜卑人和羌人是我们的仇人，如果不除，终为后患！”说完就死了。

这段话在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中亦有记载。当时前秦朝臣如权翼、石越、苻融等皆认为晋不可伐，细考王猛遗言所说，似乎可以找出一些“晋勿伐”的道理来。且不说东晋的谢安、桓冲名重当时，是济世的人才；单看北方诸国混战，兵燹过处，十室九空，神州陆沉，百年邱墟，虽然前秦能够统一北方，但各民族之间互相猜嫌，从心理上是无法统一的。所以王猛认为“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是有先见之明的，前秦王朝最后正是亡于羌人后秦和鲜卑燕国之手。

至于“正朔相承”一句，无疑是正史中常见的套话，多为汉人王朝自证合法的说辞。但王猛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正朔”乃是一种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诸夏有正朔，而诸夷则无，所以诸夏的社会文明度高、国家形态完善，而诸夷反之。或许王猛正是意识到了前秦的国家形态尚未构筑完成，即使伐晋成功，亦难守之，因此才说了“正朔在晋，勿伐之”之类的话。而淝水之战后，前秦国家迅速分裂，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想法。

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王猛虽为氐秦丞相，但毕竟是汉人，所以临终的一番话目的是保全汉人政权，也不是没有道理。

苻坚还是挺听王猛的话的，毕竟自与王猛相识共事以来，他一直都是自己的左肱右股，十年之间使自己的秦国蒸蒸日上，国力渐强，很快就能统一北方了。因此苻坚如王猛所筹划，先收拾了版图一倍于秦国的前燕，以及代国、前凉等周围列国，但他心中所想，仍不止是一统江北这么简单。

像苻坚这样喜欢丰功伟业的人，企图让他“逍遥顺时，以适圣躬”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自小读书接受汉化，登位后又重用汉人，并且每灭一国必行仁义之举，保全其宗祀君臣，但是说到底，他身上还是有一种褪不去的胡人好战性格。车师前部和鄯善国来纳贡称臣，建议苻坚模仿汉朝讨平西域，设立都护府，车师前部愿意做内应向导。阳平公苻融劝说：“得其人又不听指挥，得其地又无法耕作，派兵过去根本就是徒耗国力做无用功啊。”但是苻坚不听，他认为自己可以摧枯拉朽之势踏平西域，然后“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让全天下宾服他的王化，让后代的历史都能赞誉他的功业，这在他看来是最美妙的，也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

所以就可以明白，当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冬十月，苻坚在太极殿以正式会议的形式提出“起天下之兵讨定东南”，却受到多数大臣反对的时候，他是如何的沮丧和郁闷了。史书上说，对于伐晋这件事，“群臣各有异同”，其实肯定是“勿伐”派占多数，而且是大多数，不然苻坚就不会郁闷地退朝，然后又单独留下苻融秘密商议了。苻坚说：“自古天下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这一两人就是自己和苻融。但是苻融却说，对不起，我是支持勿伐晋的。苻坚终于发怒，连你都这样，我还跟谁说去？无论如何，晋我是伐定了，绝不留这个大祸患给我的子孙！

说晋有长江天险，晋无大过，伐无罪之国会令对方抱死一战，但在苻坚看来，自古行险逆顺而战胜者多矣，秦皇灭六国，六国也有无罪者。何况当时距离王猛病逝已近八年，八年的时间很多事情都能变得不同。曹操兵发赤壁二十万，号八十万，是孙刘联军五万人的四倍，已经洋洋得意地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了；而苻坚麾下兵员数量与东晋相比，更是五倍有余，以八十七万之众压倒十八万人（主要是北府八万人），简直以石击卵，似乎怎么看都是必胜的。

然而战争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石头和鸡蛋是静态的，人却是动态的。尽管在环境条件绝对平等的理想状态下，八十七万人基本上一定能狂虐十八万人，但如果认为有这么庞大的部众，就可以直接让人压过去把对方压死，不免有点天真。有一点被苻融说对了：

“吴（这里指偏居三吴的东晋王朝）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

苻融担心的并不仅仅是伐晋无功而已，他有更深的忧患。自苻坚继位以来，略可算是雄才之主，数年间荡平江北，但是每灭一国，辄保其君臣，厚以爵禄，甚至有委任一方、官居要职者。苻坚麾下这近百万的军队中，就混杂有为数众多的鲜卑、羌、乌桓甚至汉人。苻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些受到苻坚礼遇的异族所记住的不仅仅有君王的仁厚，更有亡国惨痛，如慕容垂之流皆蠢蠢欲动。前燕降臣、冠军将军慕容垂，其内心深处是有复国雄心的，因此当群臣反对苻坚南征的时候，他站了出来，极力吹捧苻坚伐晋的主张英明。苻坚大悦，说：“与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

这些也正是王猛遗言中所担心的事。而在南方，东晋朝廷也明显感到了来自北边的压力。

• 王谢

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东晋的历史，以明确秦晋之间战争的来龙去脉。

晋王室的根基本在北方，但八王之乱后，北方已成满目邱墟之象，“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八王中最后一王的东海王司马越死后，洛阳朝廷势力被一分为三：一股被羯人石勒所获，诸王臣下悉死；一股裹挟秦王司马邺（晋愍帝）西入长安，这只能是落入胡人包围之中，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只有琅琊王司马睿与军府司马王导，受司马越与王衍之命南渡，在扬州扎下根基。东海王越死后，王衍等人为石勒所杀，东海府内的士族才俊、门阀名士受迫于北虏，只得相继渡江南下，江南王室之长者惟有琅琊王睿，于是北士皆托庇于琅琊府，号“百六掾”。一时之间，关东豪门望族齐聚江左一隅，这些门阀大族，就成为了晋室南渡后，协助司马睿稳固政权的根基力量。

司马睿在建康继位，依仗琅琊王氏之力甚重，作为交换条件，军政大权被分给了王导、王敦兄弟，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而琅琊王氏自王衍开始就已萌生不臣之心，王衍曾令家族中的王澄、王敦分守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为家族和个人的利益，“金兰之密契”是可以抛却不顾的（司马睿本与王氏家族谊同兄弟），王敦在东晋朝中权势日隆之后，便开始数度叛乱，若非天不假年，令之一病不起，江南政权最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东晋自建立之初就多权臣，此良有以也，盖王族在北方动乱中本已凋零，又无根基于南方，而北方士族多才俊之士，南方士族又根深柢固，司马晋室欲保有东南一隅，就不能不与门阀妥协。因此皇权日益损，相权（或者士族权力）日益隆。王敦、庾亮之后，桓温积军功而成为权臣，他消灭成汉扩展东晋版图，三次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威慑北虏，乃成东晋中枢。桓氏家族的发展，是借着朝中重臣王导、郗鉴、庾亮以及成帝相继死去，士族方镇权力结构重组的动荡时机而起的。与桓氏一样本非望族，但借此时局相机而起的，还有出镇豫州的谢尚谢氏家族。

桓温本与谢氏相宜，谢氏中也有不少人曾居桓温幕下，桓温甚至颇为看重谢尚的堂弟谢安。但谢氏与桓氏齐头并进的发展，逐渐成为桓温的最大阻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谢尚死后，弟谢万继为豫州刺史，与北作战兵败，桓温借机废黜之，并驱逐谢氏出豫州。

谢万被黜之后，谢氏家族在朝中已无一人，面对这样的局面，一直静观局势、相机而动的谢安终于出东山而仕，“时已年四十馀”，桓温召为司马。谢安自小就有“重名”，为时人看重，朝廷屡召之而不愿出山，其实既是一种故作姿态，同时也是为家族增添一分“以儒入玄，不事事功”的色彩，以便被当时喜好玄谈的旧派门阀大族所接受。

虽应辟为桓温司马，但谢安与桓温的根本政治立场却是不同的，这从“遗诏事件”即可看出来。桓温当涂之后，浸有不臣之心，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桓温废立的目的很明显是代晋自立，扶会稽王司马昱（简文帝）登位，其实就如他以前取代范汪、庾希、郗愔一样，只是一盘大棋中的一步罢了。他更换京中戍卫、安插郗超监控简文帝，目的是令简文帝能在死后，遗诏禅位给自己。

然而尽管当时朝中诸臣多是桓温故吏，但如谢安、王坦之、王珣等人皆以家族利益为重，与桓温从根本上是相牴牾的。简文帝病笃，遗诏谓桓温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读后，当面烧掉遗诏，简文帝无奈而悲催地说：“这天下本不是我的，桓温废立，我侥幸得之，你又何必在意我这么做呢？”王坦之说：“这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和元帝（司马睿）留下来的，陛下您怎么能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赠给桓温呢？”于是改诏，内廷外朝王谢大族此时态度坚定，不仅不同意禅位，也不同意令桓温“居摄”做摄政王，最多只能如诸葛亮、王导一样，为人臣之极，过此则不许。

桓温驻军姑孰（今安徽当涂），听到简文帝驾崩，皇子司马昌明（孝武帝）即位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召谢安、王坦之到军中欲诛之，“晋祚存亡，在此一行”（谢安语）。王坦之惧怕难当，汗流浃背，而谢安则举止从容，谈吐应对旷达非常。桓温最终打消了诛王谢的念头。为何不杀王谢，这应当是跟当时的门阀政治有密切关系的，毕竟桓温虽为权臣，但其族氏人丁不旺，更不必说人才了，不像旧派大族琅琊王氏和新兴大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人口繁密，才俊辈出，占据着国家机器的每个关节。在那个时代，门阀是比皇帝更有实权的政治力量，如果得罪王谢两家，则桓氏即使得了政权，亦难长久。谢安到桓温军中时，用河洛音朗诵嵇康的诗句“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或许正有提醒桓氏看清自己所处境地的意思。

桓温终于不得篡晋，没过几个月即病死。谢安保晋室有功，卒成东晋新的政治中枢。谢安经过一番调动，使桓温弟桓冲回到桓氏历久经营的荆州，而长江下游的扬州则由谢安自领。其时前秦苻坚已经统一北方，对东晋来说北患日甚，于是荆州与扬州，桓氏与谢氏也就暂息冲突，互为应援以待强敌。

太元二年，也就是秦统一北方的第二年（秦建元十三年），晋开始重新布置东南西北四大军区（都督各州诸军事），桓谢诸人各镇荆扬等地。孝武帝诏求文武将才以与北方抗衡，并希望谢安出任司徒。谢安当时的官职是尚书仆射（射音夜），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而司徒在晋朝名为八公之一，实际却类似于国务总理、宰相。谢安推辞了，但是他向皇帝举荐了自己的侄儿谢玄。谢玄成了后来淝水之战中的重要人物，他在京口招募旧部宿将、骁勇猛士和南迁流民，组织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就是备受时人称誉的“北府兵”。

如果《世说新语》所载内容不诬，则谢安在太元五年到淝水之战爆发的数年间，曾暗中仔细勘察过寿春等地形势，并作好了“了其（苻坚）此处”的准备（见《世说新语·雅量》）。南北之间的决战尚未爆发，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零星的战役已经打响了。（未完）

小的时候记性好，记得在某时某地某书上看见过，郦道元笔下《水经注》中的不少风景名胜，都是他不曾到过的，比如三峡；所以当听课的时候，上课教师问学生郦道元的《三峡》体现了作者什么精神，而学生回答“体现了作者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时，我就意识到今晚回去得考证一下了。

我有理由相信郦道元没有到过三峡，首先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国家的分野。郦道元是北魏人，北魏也者，源自代国，起从漠北，本非诸夏，分属鲜卑，因永嘉之变乱而自立，趁燕秦之更迭而入居。北魏的国土，从未到过长江上游，占据巴蜀要到西魏之后的北周才做到。

而三峡古属巴州，我查《魏书·地形志》“巴州”条阙如，又检索北魏、南齐、南梁诸史，发现“三峡”一直归属南朝，且是地形要冲，多有“巴州三峡险隘，山蛮寇贼”、“三峡险阻，蛮夷孔炽”、“断三峡，据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之类的记载。因此三峡之于郦道元，只能算是外国风光，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之于我们一样。

第二，或许你要说即使三峡属于南朝领土，郦道元就不能亲自实地考察了？我们现在还能出境旅游呢。这是想当然了，刚才已经引用过史书，三峡在地形上是非常重要的，“险隘”、“险阻”，隔断三峡可以据有长江上流，地形在古代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孟子曾经从哲学角度告诫统治者要转变观念——“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这从反面说明，在当时的事实层面上，地形要冲就是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所在啊。而郦道元，是北魏的首都市长，而且不仅有官职，还有爵位，袭封永宁伯爵，既有官职又有官爵，既有权力又有地位，试问当时作为敌对势力的南朝，干嘛让你来实地考察？而且史书上没有郦道元曾作为外交使节出使齐梁的记载，就算出使，也不会让你考察军事要塞、国防重地的。

第三，我看到在百度知道里有人问：“郦道元是北魏人，他到过三峡吗？”下面有人回答：“去过啊，要不然他的《水经注》里三峡就不会描述得如此栩栩如生了。”“去过，他是当官的！”“他去过的，要不然怎么会有《三峡》呢？”这些回答都基于一个逻辑思考：如果不是眼见为实，则不可能写得如此真实。但问题是，郦道元也写了很多南方山水名胜，比如浙江的五泄瀑布，这是不是就说明郦道元也来过浙江？事实上古人写书，凭借着前人的记载，完全能够写出非常精彩的内容来，司马迁的《史记》是如此，《水经注》也是如此，你能发现《水经注》里处处有引用的书名，比如写“三峡”部分就引用了较多的袁山松的《宜都记》。

第四，如果这还不能说明什么，那么直接来看《北史》和《魏书》郦道元传的记载：“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注意“历览奇书”四个字，史书上并没有说他因跋涉山川而撰注《水经》，却只说“历览奇书”。当然了，说郦道元没有实地考察就能写出《水经注》，这也是武断的，可以推断的是，北朝水系他还是完全可以实地考察的，这恐怕也正是《水经注》何以重写北水而轻南渎的原因了。

很多教师总希望能将一篇课文上升到“体现了某某意义、某某精神”什么的，我看这种想法在很多时候不惟牵强，抑且矫情；不惟自欺，抑且欺人。说给学生灌输“郦道元的《三峡》体现了作者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是为了学生能够学习这种精神，但是谎话就是谎话，没去过就是没去过，一旦学生知道了郦道元没去过三峡，那么即使这是一种正确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在事实的冲击下也只能被惊诧而稀释，甚至比原本就知道真相要更惊诧。

我们的美学观念就是“美的就完全是美的”，于是在赞美一个事物的时候，就要将“不美”生生剥离其外，只不知剥离之后还是不是我们原本要赞美的东西。说课文表现了郦道元对祖国山河的真挚情感，可古时候哪来的祖国观念？就算汉代曾统一四百年，确实曾一度建立起了“大一统”的观念，但自汉后以至于北魏，中夏分崩，九州离析，尤其魏晋两次逼禅事件之后，地方对于中央、江湖对于庙堂的向心力差不多荡然无存，这在北方尤其明显。河北曾经差不多人都死绝了，人民救死尚且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一百余年来，人们看到的不过是这个将军来了，那个将军走了；今天我们叫大秦，明天我们叫大燕；我们只需保证自己的生命，不要让自己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政权强征为兵丁，不要让自己的妻女夜晚成为官军的玩物，白天成为士兵的午餐就好了，哪还有什么祖国观念？国家在当时对人民来说恐怕就是个噩梦，这也难怪陶渊明会写《桃花源记》了。而当时天下并起、跨州连郡的豪杰们心中所想，也不过就是分天下的一杯羹而已，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扯到“赞美祖国”上，未免太没历史修养了。

郦道元是有名的酷吏，《魏书》将他列在“酷吏列传”中，他的严刑峻法不仅使老百姓胆寒，也使盗贼胆寒，还让同僚胆寒。且不说这种严刑峻法在客观上对政治是有益还是有害，至少“人至察则无徒”，我想郦道元内心应该是比较变态的，《北史》中说他“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这样的一个人心中是否充满对美好事物的喜爱与赞美，我实在不好定夺。如果哪位教师非要挤出一点郦道元的意义来的话，我觉得听课时某讲师说的是不错的：郦道元的意义在于，以半生注《水经》，蔚为大观，现在还能找得出这样的人么？

看了《战国》以后，我顿时觉得《关云长》的光辉是如此熠熠夺目，尽管《关云长》是一部烂片，但《战国》是一部比它更烂的片。

这部以孙庞斗智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题材作为主线的古装剧，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无极》的战国版。

首先先来看孙膑的造型，这货不是齐国人！这货是越国人，赤裸裸的越国人，还披发文身（好象没有文身）！齐鲁是礼乐之邦，孔夫子如见孙膑这副打扮，大概真要以为齐鲁已经披发左衽矣。

我很怀疑我看的是“阿甘正传”古装版，因为我终于知道了，孙膑原来是个傻子，他在魏国被膑后根本不需要装疯卖傻，因为他就是傻子，比疯子还彻底，这叫本色演出。

但是疯子与天才总在一线之间，《战国》里孙膑比《三国》里的孔明还妖，孔明只不过能登七星台招来东风，孙膑倒好，他一出现，军队就遭遇了日蚀了，他一寻死，整个齐都临淄都陪着他地震了。孔明该叹曰：既生膑，何生亮！这哪是济世安民的良材，这是白虎星闹中原。

让我大惑不解的是，孙膑在被处膑刑之前，为什么就自称膑啊膑的了？孙膑原名并不叫膑，有某些《孙氏族谱》说他原名叫孙伯灵，未审其真伪，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或者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的是），膑是他受膑刑后改的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自己所受的刑罚，这在古代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上古。比如秦汉之际枭雄黥布，原名叫英布，被处以黥刑后遂改称黥布，黥就是在脸上刺字。还有战国时齐国（又是齐国）的著名客卿淳于髡，他原来就是一名奴隶，被处髡刑，也就是将头发全部或部分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遂以为名。所以今天很多人其实可以改名叫比如刘颠覆啊，艾偷税啊什么的，如果你受到了被人制成干尸的待遇，那就不要怪别人叫你腊肉什么的了。

说到孙膑就不能不提他的好基友田忌大将军。我们小学就学过田忌赛马，“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牺牲部分，获胜整体。但在《战国》里，田忌没有参与赛马，他去跟魏王勾结了。来主持赛马的是——郭德纲，哦不，是周王。包子脸，绿豆眼，唇上两须左右一撇，挤眉弄眼曰：“寡人为天下苍生心痛啊！”这哪是周天子的河洛大会赛马定输赢，这简直是德云社杯赛马锦标赛。

郭德纲继《越光宝盒》的曹操之后，又一次颠覆了领袖形象，套用一句网络俗话：我可算知道曹操为什么不能统一天下了，就是一说相声的啊！我可算知道大周为什么下陵上替，王政不纲了，还是一说相声的啊！说相声的贵为天子，张口闭口“朕心甚悦”，这是秦始皇附体了么？

说到周王，有必要再扯开去多说一些。公元前344年，魏侯召集逢泽之会，去侯称王。十年后，公元前334年（齐威王二十三年），齐魏会于徐州，互尊为王，是为魏惠王和齐威王，由此引起其他诸侯国不满，次年赵、楚分别伐魏、齐。再过八年，韩侯也自称为韩王。齐韩称王都是在齐魏马陵之战庞涓败死之后，但是《战国》里的河洛大会里，韩侯就已经被称为“韩王”了，这又是一次穿越。（有人可能要说，《史记》里不是一开始就称“齐威王元年”的么，怎么又说是到齐威王二十三年才称王？因为这是后人写的，就好象我们会称刘邦为高帝，但刘邦活着时是没有人会叫他高帝的。）

另外，周朝时期，诸侯各有封号，有称公的（如齐桓公），有称侯的（如韩昭侯），有称子的（如邾子），但不能称王，因为只有周天子才是天下王。你若称王，周天子自然不会承认，但《战国》中郭德纲这个天子已经是一口一个“魏国惠王”了，这天子做得太窝囊了。

再者，“惠”是谥号，死后才有的，《史记》里记魏惠王当时之事，全用惠王谥号，那是因为司马迁是后来人，但是《战国》里当时的周天子也称呼魏侯的谥号，那是在咒人家死么？

郭德纲主持赛马，田忌倒是和魏国暗通款曲去了，我真不明白导演这样安排有什么用意，难道只是为了给庞涓漂点儿白？

庞涓和孙膑在史书上记载着有过两场较量，第一次是围魏救赵，第二次就是马陵之战，《战国》将两次战役拼合为一体来拍，我觉得有点儿次，导演可能既想借围魏救赵的名气，又想匆匆促庞涓死，简化多次描写战争的繁琐，淡化视觉冲击而突出人文观感，故将二者合二为一。但其实这两场战役从战术的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第一次是围魏救赵，第二次是围魏救韩，其实都是“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导演何不直接描写救韩的战役？非要拼凑出来个四不像。

让我崩溃的还有剧情，田夕（景甜）似乎跟庞涓原来就有一腿，但是现在又喜欢上了孙膑，但是又似乎对庞涓有点旧情不舍，但是最后又彻底抛弃了庞涓投向孙膑的怀抱。这里三人的感情纠葛处理得太次了，可能导演想营造出“微妙”的感觉，但光靠齐王一句“庞涓已经变心了”，再加上田夕回忆几个孙膑犯傻逼的镜头，就完成了内心移情别恋的救赎，这……这也太“微妙”了吧？

而且孙膑这厮最后还跳崖了！他跳下来的时候是那样飘逸，那样安详，就像《无极》里张柏芝被放风筝一样！他一定是妖人，要不然怎么能召唤来日蚀、地震，乃至跳崖后整个躯体还好好的，连个衣服都没破，脸都没弄脏，只是嘴里含了几口血，咿呀几声便去见他的涓去了，这是跳崖呀还是中毒啊！这是基友啊还是基友啊！难道导演抹黑田忌就是为了成全孙庞的脉脉缱绻？

《关云长》的主题，我多少还能看懂一些，也就是姜文（曹操）说的：“他（关羽）本是狼却有一副羊的心肠，可是这天下到底是狼的。”而《战国》究竟想讲的是你爱我，我爱他，他爱她，还是我的野蛮女友，还是大傻逼有大智慧，还是天下比你断两条腿还惨的人还有很多，所以请一定要振作哦亲？我看不出来。这么次的电影居然还有神思者来作配乐，这种设定怎么能让人接受啊！唯一可看的只有景甜了，虽然我以前是很不喜欢她的。孙红雷说，他演的孙膑不是大智若愚，而是真傻。真好笑，真正的傻子怎么能做到数出奇计，屡挫强敌，显名诸侯呢？我只能说，红雷大爷玄虚故弄，本是想演出孙膑的大智若愚，但演过了，只演出了个大致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