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毳毛

• 夫人城

谢安当塗掌事后，桓冲迁镇荆州，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一旦交战，这里便是前线。桓冲将军事基地从江陵移到长江以南的上明，以天险长江作为天然防线，只留冠军将军刘波镇守江陵，咨议参军杨亮镇守江夏。这年（太元二年，377年）早些时候，桓冲之兄、同为桓温之弟的桓豁上表推荐朱序为梁州刺史，领镇襄阳。朱序曾受桓温提拔之恩，是桓温旧部，因此桓豁表荐其为襄阳守将，东晋西线几乎皆由桓氏党羽驻守。

襄阳是秦晋交界，直接面临着秦兵的威胁。太元三年（378年），平定了北方的前秦天王苻坚开始派遣大军逼近东晋，试探性地打了两场战役，此即襄阳之役与彭城之役。

襄阳之役，先头部队是苻坚庶长子征南大将军长乐公苻丕、武卫将军苟苌，以及尚书慕容暐所率的步骑七万；他们等待征虏将军石越、京兆尹（首都市长）慕容垂、领军将军苟池等诸路大军会合后，准备齐攻襄阳。

襄阳守将朱序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在秦兵推进到城外沔水北岸的时候，他竟然大意地认为秦军没有船舰又不习水战，所以根本不必担忧。哪知石越连夜率五千骑兵，靠着马匹的浮力（一说搭浮桥）强渡沔水，出其不意攻取了襄阳外城，拿下百馀艘船舰开回北岸，运送大部队渡江。朱序大为震惊，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乃转入中城固守。

秦兵来势过猛，桓冲在上明，不敢过江救援。长乐公苻丕本打算速战速决，一举拿下襄阳城，但听从苟苌的建议后，决定围而不攻，只切断晋军粮草和援军，将襄阳城变作瓮中之鳖。

历来孤城被围，总要全民皆兵，这时候战争就不能只靠男人了。朱序之母韩氏知道兵祸迫在眉睫，也参与到襄阳中城的巡防工作中。她的丈夫、朱序的父亲朱焘曾是平乱之将，韩夫人追随丈夫多年，对军事自然也不会太陌生。她发现中城的西北角城墙似乎不够坚固，遂亲自率领婢女百馀人在西北角修筑了一道邪城，就是斜向的城墙。在后来的襄阳攻城战中，西北城墙果然崩塌，晋军民转移到邪城内继续固守，人们称之为“夫人城”。

前秦内部对南取襄阳一事本就意见分歧，苻丕开始围而不攻后，御史中丞李柔上奏弹劾苻丕等拥众十万，攻围小城，日费万金，却久而无效，应该召回国中，交给廷尉治罪。苻坚当然不愿意撤军，但是也不认可苻丕的“日费万金，久而无效”，于是派人赐剑给自己的儿子苻丕说：“来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复持面见吾也！”明年春天不能拿下襄阳，你就不必活着来见我了。苻丕只好猛攻襄阳。

晋援军不到，朱序只能依靠自己的兵力支撑，但他的部队战斗力不弱，屡次出战总能击破秦军，秦军只能撤向远处。秦军一走远，朱序又犯了老毛病，守备开始疏忽。当时襄阳的督护（类似于指挥官的职务）李伯护就趁此时机密遣其子到秦营暗通款曲，约为内应。

苻丕得此机会，下令诸军齐攻，襄阳城在内外交攻之下终于被攻破，守将朱序被解送到长安。苻坚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深仁厚泽，他没有处决朱序，甚至没有让他下狱，他觉得朱序忠贞守节，于是让他做了度支尚书，也就是财政部长。而襄阳督护李伯护，则被苻坚视作奸邪不忠，被斩了首。

苻坚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一生的失败都与自己的仁厚有关。几年前，苻坚曾俘获晋梓潼太守周虓，欲官之，虓坚决不受，痛骂“氐贼”不已。秦臣认为周虓太侮慢君主，要求处决他。苻坚却“待之弥厚”，对他更好了。细究苻坚的心理，似乎他对汉人文化颇为仰慕，从小就自请汉人师傅，即位后又任命汉人丞相。他一生以仁君仁政自诩，优待降臣俘虏，务求有古君子之风；南征晋朝，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使流度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让晋朝君臣回归乡里，继祀祖宗），这是典型的“亡国不灭祀”的《春秋》大义。后来在围战襄阳期间，周虓与桓冲密通书信，将自己知道的秦国机谋如实告之，并企图逃回故国，被秦人抓了回来。淝水之战晋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很大原因就在于获取了重要的秦国情报，但是对泄密的周虓，苻坚却仍不肯杀之。他对周虓和朱序仁厚，最终导致的是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对慕容垂和姚苌仁厚，则更导致了他的国破身亡。世事难料，后人读史于此，不免感慨加之。

• 北府兵

再说另一方面，就在苻丕围困襄阳城的时候，秦又以兖州刺史彭超都督东讨诸军事，指挥步骑兵七万人进攻晋朝东面门户彭城（今徐州），一来可以牵制晋军，与苻丕遥相呼应，二来也可以东西并进，两面开花。

襄阳城破后，谢玄帅万馀北府兵救援彭城。驻守彭城的是沛郡太守戴逯，已被秦军围困将近半年。谢玄到淮阴附近的泗口之后，打算派人先通知戴逯援军已到。部将田泓主动请缨，本来设计由水道潜行到彭城，却在中途被秦军俘获。秦军重金收买，让他到彭城外宣告援军已被击败，以瓦解彭城军心。田泓将计就计，假装答应，到了城外高喊道：“援军已到，我单行来报，被贼人所获，城中诸君，努力努力！”秦人杀之。

谢玄放出消息称，要派遣后军将军何谦采用官渡之战故伎，攻击彭超辎重所在的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彭超无论如何必须回救，不救则谢玄可将计就计，夺取彭超辎重粮草以抽其釜底之薪。他一从彭城撤围，戴逯即率所部随谦奔玄。

谢玄之计本在救援而非夺城，一旦救出即行撤离，彭超遂趁势攻占彭城。之后三个月内秦兵又突进三四百里，连拔淮阴、盱眙，并围困驻守三阿的晋幽州刺史、北府将田洛。东晋的幽州并非河北的幽州，而是侨置在三阿的流亡州府，并置三阿的流亡州府还有侨冀州、侨青州、侨并州等。三阿距离广陵（今扬州）仅剩一百馀里，广陵与建康城隔江相望，朝廷大震，迅速增加京师的防守力量，并派谢安之弟谢石领舟师驻防建康城外长江北支的滁水。

谢玄的北府兵在这时开始发挥作用，他从广陵驱师突进，救援三阿，连挫秦将俱难、彭超，杀邵保，乘胜收复盱眙、淮阴。谢玄率北府将兵与秦兵占于君川（今盱眙县北君山下），秦军几乎全军覆没，俱难、彭超北逃，“仅以身免”。苻坚闻之大怒，收监彭超，超自杀，俱难贬为庶民。

“北府兵”的名声，就是从这场战役中开始传开的。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推论谢玄之募北府者，主要是招募江淮间散处的独立军事势力，“北府兵各支既无特别训练，又无严密组织，但官长、士卒都有与北敌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纳入同一系统，有恰当的指挥，就成为拱卫建康、抵御北敌的重要武装，不但直接决定淮淝战争胜负，而且决定尔后东晋朝廷的政局。”保晋祚于淝水者，北府将也；最后取晋自代者，亦北府将也（刘裕）。

谢玄在君山之战后被御赐为冠军将军，在兖州刺史职外，又加领徐州刺史。而苻坚也并不为君山战败而生退缩之意，他南征的志向只能因淮南顿挫而更加坚定，真正的大战已经开始发酵了。

• 精卒百万

秦建元十六年（380年），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叛乱。尽管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叛乱事件或许给了苻坚当头一棒，令他开始关注四方要冲的镇守，并迅速做出了一个应对措施——即分徙关中氐人到关东，下令三原（今陕西三原）、九嵕（今陕西礼泉东北，嵕音宗）、武都（今甘肃成县）、汧（今陕西陇县南，汧音牵）、雍（今陕西凤翔）的十五万户氐人，“使诸宗亲各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这一政策也是令秦国在淝水战败后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关键的错误在于两点，第一是只派驻氐人于四方重镇，却未对关中地区的鲜卑、羌人做必要防范；第二是未顾及即将爆发的东南战局对本国局势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氐人已经意识到其危险性了，如苻坚在灞上为诸氐送别时，氐族诗人赵整就抚琴而歌：“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史载苻坚听到后“笑而不纳”，这笑是自信的笑呢，还是苦涩的笑，殊可玩味。

在另一场由东海公苻阳（苻坚侄）、员外散骑侍郎王皮（王猛子）和晋俘臣周虓联合发动的反叛被镇压下去后，苻坚终于等到了他自认为可以大展手脚的时机。他加封弟弟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开始明白地表达自己想要南征的意图。田余庆先生曾论及，苻坚锐意南征的战略，基本是以西晋平吴之战为蓝图的，故其部署准备多效法西晋。当石越、苻融等谏诤不可伐晋时，苻坚更试图以晋灭吴的历史来说服群臣：“仲谋（孙权）泽洽全吴，孙晧因三代之业，龙骧（晋龙骧将军王濬）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久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他一扫江北的功业令其对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有着无与伦比的自信。臣下见战端势在必开，又谏请君王驾幸洛阳，居中督战，苻坚又拒绝，他希望亲自完成这项扫平六合的功业。其他谏诤之事，俱在前篇论及。

太元八年（383年），东晋军队首先发起进攻，桓冲率众十万攻襄阳，分两路进伐汉沔一带及巴蜀一带。苻坚大怒，遣其子钜鹿公苻睿、冠军将军慕容垂、镇军将军毛当等率步兵五万救襄阳。同时前秦开始征丁，平民丁男每十人抽一为兵，良家子（清白人家子弟）年二十以下而有勇材的，皆拜为羽林郎。这些良家子多年轻气盛，不懂得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对南征的态度竟也如慕容垂一样极力赞成，不少甚至带着自家马匹到都城报道。苻坚下诏：“其以司马昌明（即晋帝司马曜）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先为起第。”战争尚未开打，就已预用晋之君臣为秦之中枢大臣，并先为造筑宅第，苻坚的恢弘吞吐已难被群臣谏阻了。

他还兴致勃勃地授予兖州刺史羌人姚苌“龙骧将军”的称号，“龙骧将军”在前秦只有苻坚与其祖父苻洪用过，左将军窦冲认为这是“不祥之征”。后来“龙骧建业”之语竟真如诅咒一般，成了姚苌建立基业的发端，当然这要在淝水战后再论述了。

是年八月，苻坚遣征南大将军阳平公苻融、骠骑将军张蚝、抚军大将军高阳公苻方、卫军将军梁成、平南将军慕容暐、冠军将军慕容垂等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前秦大军则随后从长安出发，“戎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浩浩荡荡开往南方，准备去完成苻坚“投鞭断流”的宏愿，关乎东晋生死存亡的大战已拉开了序幕。（未完，有时间继续）

来说一场比历史上的赤壁之战还要戏剧化的战争。

赤壁之战后，已经统一了北方的曹操再无力南顾，诸葛亮三分天下的宏愿得以付诸实现，“分裂”这个词不再只是现在进行时，而更是一种杳无尽期的将来时态。自此，曹操终其一生都没能再看到天下混一的一天。曹操死后，曹丕创立了魏朝，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他逼禅汉帝的故事在四十年后，居然又如出一辙地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

司马炎篡魏建晋，南下平吴，略定天下的功绩终于在他这一代人手上完成，本以为可以卒享太平，却不想还不到四十年，这昙花一现的统一和安定就如一江春水东去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晋室播迁，北方则陷入了五胡诸国的兴废更迭。经历匈奴汉国、后赵石氏、前凉张氏、前燕慕容氏、鲜卑拓跋代国、前秦苻氏（苻音蒲），到公元376年，前秦天王苻坚终于扫平前凉、代国等割据政权，北方底定，整个天下只剩下江淮以南的司马晋室，仍凭借着天险距守半壁。

• 王猛遗言

苻坚的汉人丞相王猛在临死之前曾谆谆告诫：“东晋虽然偏居吴越，却是‘正朔相承’的正统王朝，我死后只希望陛下不要南向伐晋；而鲜卑人和羌人是我们的仇人，如果不除，终为后患！”说完就死了。

这段话在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中亦有记载。当时前秦朝臣如权翼、石越、苻融等皆认为晋不可伐，细考王猛遗言所说，似乎可以找出一些“晋勿伐”的道理来。且不说东晋的谢安、桓冲名重当时，是济世的人才；单看北方诸国混战，兵燹过处，十室九空，神州陆沉，百年邱墟，虽然前秦能够统一北方，但各民族之间互相猜嫌，从心理上是无法统一的。所以王猛认为“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是有先见之明的，前秦王朝最后正是亡于羌人后秦和鲜卑燕国之手。

至于“正朔相承”一句，无疑是正史中常见的套话，多为汉人王朝自证合法的说辞。但王猛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所谓“正朔”乃是一种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诸夏有正朔，而诸夷则无，所以诸夏的社会文明度高、国家形态完善，而诸夷反之。或许王猛正是意识到了前秦的国家形态尚未构筑完成，即使伐晋成功，亦难守之，因此才说了“正朔在晋，勿伐之”之类的话。而淝水之战后，前秦国家迅速分裂，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想法。

当然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王猛虽为氐秦丞相，但毕竟是汉人，所以临终的一番话目的是保全汉人政权，也不是没有道理。

苻坚还是挺听王猛的话的，毕竟自与王猛相识共事以来，他一直都是自己的左肱右股，十年之间使自己的秦国蒸蒸日上，国力渐强，很快就能统一北方了。因此苻坚如王猛所筹划，先收拾了版图一倍于秦国的前燕，以及代国、前凉等周围列国，但他心中所想，仍不止是一统江北这么简单。

像苻坚这样喜欢丰功伟业的人，企图让他“逍遥顺时，以适圣躬”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他自小读书接受汉化，登位后又重用汉人，并且每灭一国必行仁义之举，保全其宗祀君臣，但是说到底，他身上还是有一种褪不去的胡人好战性格。车师前部和鄯善国来纳贡称臣，建议苻坚模仿汉朝讨平西域，设立都护府，车师前部愿意做内应向导。阳平公苻融劝说：“得其人又不听指挥，得其地又无法耕作，派兵过去根本就是徒耗国力做无用功啊。”但是苻坚不听，他认为自己可以摧枯拉朽之势踏平西域，然后“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让全天下宾服他的王化，让后代的历史都能赞誉他的功业，这在他看来是最美妙的，也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做的。

所以就可以明白，当秦建元十八年（382年）冬十月，苻坚在太极殿以正式会议的形式提出“起天下之兵讨定东南”，却受到多数大臣反对的时候，他是如何的沮丧和郁闷了。史书上说，对于伐晋这件事，“群臣各有异同”，其实肯定是“勿伐”派占多数，而且是大多数，不然苻坚就不会郁闷地退朝，然后又单独留下苻融秘密商议了。苻坚说：“自古天下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这一两人就是自己和苻融。但是苻融却说，对不起，我是支持勿伐晋的。苻坚终于发怒，连你都这样，我还跟谁说去？无论如何，晋我是伐定了，绝不留这个大祸患给我的子孙！

说晋有长江天险，晋无大过，伐无罪之国会令对方抱死一战，但在苻坚看来，自古行险逆顺而战胜者多矣，秦皇灭六国，六国也有无罪者。何况当时距离王猛病逝已近八年，八年的时间很多事情都能变得不同。曹操兵发赤壁二十万，号八十万，是孙刘联军五万人的四倍，已经洋洋得意地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了；而苻坚麾下兵员数量与东晋相比，更是五倍有余，以八十七万之众压倒十八万人（主要是北府八万人），简直以石击卵，似乎怎么看都是必胜的。

然而战争不是简单的数据对比，石头和鸡蛋是静态的，人却是动态的。尽管在环境条件绝对平等的理想状态下，八十七万人基本上一定能狂虐十八万人，但如果认为有这么庞大的部众，就可以直接让人压过去把对方压死，不免有点天真。有一点被苻融说对了：

“吴（这里指偏居三吴的东晋王朝）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

苻融担心的并不仅仅是伐晋无功而已，他有更深的忧患。自苻坚继位以来，略可算是雄才之主，数年间荡平江北，但是每灭一国，辄保其君臣，厚以爵禄，甚至有委任一方、官居要职者。苻坚麾下这近百万的军队中，就混杂有为数众多的鲜卑、羌、乌桓甚至汉人。苻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些受到苻坚礼遇的异族所记住的不仅仅有君王的仁厚，更有亡国惨痛，如慕容垂之流皆蠢蠢欲动。前燕降臣、冠军将军慕容垂，其内心深处是有复国雄心的，因此当群臣反对苻坚南征的时候，他站了出来，极力吹捧苻坚伐晋的主张英明。苻坚大悦，说：“与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

这些也正是王猛遗言中所担心的事。而在南方，东晋朝廷也明显感到了来自北边的压力。

• 王谢

有必要先简述一下东晋的历史，以明确秦晋之间战争的来龙去脉。

晋王室的根基本在北方，但八王之乱后，北方已成满目邱墟之象，“刘渊等交侵于外，怀帝、司马越构嫌于内，州郡征镇叛服不常，流民暴动此伏彼起。”（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八王中最后一王的东海王司马越死后，洛阳朝廷势力被一分为三：一股被羯人石勒所获，诸王臣下悉死；一股裹挟秦王司马邺（晋愍帝）西入长安，这只能是落入胡人包围之中，也坚持不了多久了；只有琅琊王司马睿与军府司马王导，受司马越与王衍之命南渡，在扬州扎下根基。东海王越死后，王衍等人为石勒所杀，东海府内的士族才俊、门阀名士受迫于北虏，只得相继渡江南下，江南王室之长者惟有琅琊王睿，于是北士皆托庇于琅琊府，号“百六掾”。一时之间，关东豪门望族齐聚江左一隅，这些门阀大族，就成为了晋室南渡后，协助司马睿稳固政权的根基力量。

司马睿在建康继位，依仗琅琊王氏之力甚重，作为交换条件，军政大权被分给了王导、王敦兄弟，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而琅琊王氏自王衍开始就已萌生不臣之心，王衍曾令家族中的王澄、王敦分守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为家族和个人的利益，“金兰之密契”是可以抛却不顾的（司马睿本与王氏家族谊同兄弟），王敦在东晋朝中权势日隆之后，便开始数度叛乱，若非天不假年，令之一病不起，江南政权最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东晋自建立之初就多权臣，此良有以也，盖王族在北方动乱中本已凋零，又无根基于南方，而北方士族多才俊之士，南方士族又根深柢固，司马晋室欲保有东南一隅，就不能不与门阀妥协。因此皇权日益损，相权（或者士族权力）日益隆。王敦、庾亮之后，桓温积军功而成为权臣，他消灭成汉扩展东晋版图，三次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威慑北虏，乃成东晋中枢。桓氏家族的发展，是借着朝中重臣王导、郗鉴、庾亮以及成帝相继死去，士族方镇权力结构重组的动荡时机而起的。与桓氏一样本非望族，但借此时局相机而起的，还有出镇豫州的谢尚谢氏家族。

桓温本与谢氏相宜，谢氏中也有不少人曾居桓温幕下，桓温甚至颇为看重谢尚的堂弟谢安。但谢氏与桓氏齐头并进的发展，逐渐成为桓温的最大阻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谢尚死后，弟谢万继为豫州刺史，与北作战兵败，桓温借机废黜之，并驱逐谢氏出豫州。

谢万被黜之后，谢氏家族在朝中已无一人，面对这样的局面，一直静观局势、相机而动的谢安终于出东山而仕，“时已年四十馀”，桓温召为司马。谢安自小就有“重名”，为时人看重，朝廷屡召之而不愿出山，其实既是一种故作姿态，同时也是为家族增添一分“以儒入玄，不事事功”的色彩，以便被当时喜好玄谈的旧派门阀大族所接受。

虽应辟为桓温司马，但谢安与桓温的根本政治立场却是不同的，这从“遗诏事件”即可看出来。桓温当涂之后，浸有不臣之心，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桓温废立的目的很明显是代晋自立，扶会稽王司马昱（简文帝）登位，其实就如他以前取代范汪、庾希、郗愔一样，只是一盘大棋中的一步罢了。他更换京中戍卫、安插郗超监控简文帝，目的是令简文帝能在死后，遗诏禅位给自己。

然而尽管当时朝中诸臣多是桓温故吏，但如谢安、王坦之、王珣等人皆以家族利益为重，与桓温从根本上是相牴牾的。简文帝病笃，遗诏谓桓温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读后，当面烧掉遗诏，简文帝无奈而悲催地说：“这天下本不是我的，桓温废立，我侥幸得之，你又何必在意我这么做呢？”王坦之说：“这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和元帝（司马睿）留下来的，陛下您怎么能当作是自己的私物赠给桓温呢？”于是改诏，内廷外朝王谢大族此时态度坚定，不仅不同意禅位，也不同意令桓温“居摄”做摄政王，最多只能如诸葛亮、王导一样，为人臣之极，过此则不许。

桓温驻军姑孰（今安徽当涂），听到简文帝驾崩，皇子司马昌明（孝武帝）即位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召谢安、王坦之到军中欲诛之，“晋祚存亡，在此一行”（谢安语）。王坦之惧怕难当，汗流浃背，而谢安则举止从容，谈吐应对旷达非常。桓温最终打消了诛王谢的念头。为何不杀王谢，这应当是跟当时的门阀政治有密切关系的，毕竟桓温虽为权臣，但其族氏人丁不旺，更不必说人才了，不像旧派大族琅琊王氏和新兴大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那样，人口繁密，才俊辈出，占据着国家机器的每个关节。在那个时代，门阀是比皇帝更有实权的政治力量，如果得罪王谢两家，则桓氏即使得了政权，亦难长久。谢安到桓温军中时，用河洛音朗诵嵇康的诗句“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或许正有提醒桓氏看清自己所处境地的意思。

桓温终于不得篡晋，没过几个月即病死。谢安保晋室有功，卒成东晋新的政治中枢。谢安经过一番调动，使桓温弟桓冲回到桓氏历久经营的荆州，而长江下游的扬州则由谢安自领。其时前秦苻坚已经统一北方，对东晋来说北患日甚，于是荆州与扬州，桓氏与谢氏也就暂息冲突，互为应援以待强敌。

太元二年，也就是秦统一北方的第二年（秦建元十三年），晋开始重新布置东南西北四大军区（都督各州诸军事），桓谢诸人各镇荆扬等地。孝武帝诏求文武将才以与北方抗衡，并希望谢安出任司徒。谢安当时的官职是尚书仆射（射音夜），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而司徒在晋朝名为八公之一，实际却类似于国务总理、宰相。谢安推辞了，但是他向皇帝举荐了自己的侄儿谢玄。谢玄成了后来淝水之战中的重要人物，他在京口招募旧部宿将、骁勇猛士和南迁流民，组织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就是备受时人称誉的“北府兵”。

如果《世说新语》所载内容不诬，则谢安在太元五年到淝水之战爆发的数年间，曾暗中仔细勘察过寿春等地形势，并作好了“了其（苻坚）此处”的准备（见《世说新语·雅量》）。南北之间的决战尚未爆发，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零星的战役已经打响了。（未完）